[47]毕洪海：《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隔离措施主要基于个人或区域而展开，但是当因工作岗位需要进入疫区或者直接接触患者之时，工作检疫（work quarantine）的方式值得关注。公众愈关注风险，就愈企图影响风险管理。

隔离为了治疗，而检疫意在预防和发现。工作检疫是指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为解决医护人员、警察等短缺的问题，要求相关人员在工作时佩戴推荐的个人防护设备。现代风险社会之下，让卫生主管机关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决定采取何种妥当及最有效的防治措施之主张确实具有诱惑力。后法之所以被视为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渊源，原因在于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此法1986年制定，于2007年、2009年、2018年三次修正。（3）事后法官介入型，亦称即时司法救济。

多数州的法律均没有规定正当程序保护的内容。[79]要深入关注其与进一步追求科学发展（循证）原则之间的关系。[21] 近五年，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呈现个案处理型与法治促进型并重趋势。

[44]置身公共行政大变革时代，以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以公民权益司法救济为目标的行政诉讼制度，已经遭受整体性和结构性挑战。参见蔡小雪：《审判业务专家是怎样炼成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以下。[4] 参见余东明：《华东五省（市）行政争议化解府院联动座谈会召开：府院联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法制日报》2019年6月10日第3版。参见江必新：《抓住机遇，加大工作力度，把行政审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全庭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8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各级法院应更多采取出具行政调解书的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尽可能在裁判文书中记载协调化解过程，避免非正常撤诉现象的死灰复燃。最高人民法院虽大力倡导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理念，但并未以文字形式将其写入行政诉讼法。

参见张斌：《增进府院联动，扩大互动效果，不断提高上海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水平》，载《华东五省（市）行政争议化解府院联动座谈会》会议材料（2019年6月6日，上海，未出版），第8页。除了各类统计数据和浮在表面的改进执法对策外，鲜有提供对症下药式的精准策略。[42] 参见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9页。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级别不断提高，时任贵州省副省长和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开创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出庭应诉的先例。

[10] 参见《夹缝前行3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原审判长蔡小雪法官访谈》，载何海波主编：《行政法治奠基时：1989年〈行政诉讼法〉史料荟萃》，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率先向社会公布首批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其中，有7件通过协调化解，2件通过出具行政调解书化解，1件通过确认违法判决化解。（一）社会治理政策变迁之司法回应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始终与民主法治进程同步前进，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16]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法商研究》2011年第2期，第73页以下。

[7] 参见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7页。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的实践演进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发挥了关键性高位推动作用。

伴随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理顺。参见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审判机制研究》，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68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以下。

[13]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积极尝试个案协调化解。[65] 参见廖希飞：《新时代的行政审判——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72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但仔细阅读各级法院向社会公开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却给人留下千书一面的总体观感。人民法院终结行政纠纷的能力，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案件中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度，应该成为新时代行政审判工作的衡量标准。行政诉讼败诉率、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被纳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附件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之中。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目的性条款、确定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范围、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义务等方式，间接肯定了法院系统府院互动的实践成果。

[24]规范出庭应诉的行政立法不断增多，河北、广东、福建、吉林四省人民政府相继发布行政应诉规章。所谓两忧，是指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呈现运动化、形式化，能力助推提升机制存在谦抑过度和角色模糊风险。

[22]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38]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民法院应当抓住执政党重视法治一体建设的契机，将现有体制优势转化为府院互动的治理效能，引领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走上自主性发展道路。

[54] 赵大光：《夯实基层、打牢基础、苦练基本功，全力推动行政审判工作迈上新台阶——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40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行政审判意见的施行使2007年成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拐点之年。

[19]虽然法治促进型互动与个案处理型互动的目标不同，但同样是建立在个案处理基础上的行政审判职能延伸。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旧是一场未完成的讨论一场未完成的改革。200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专篇阐述建立健全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府院互动一词能简约生动地呈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积极协作样态，同传统观念上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形成对比，故为本文采用。

从近五年司法统计数据来看，行政诉讼法立案登记制的红利并未明显显现。[65]就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机制而言，规范依据已较为充分，法制化任务是对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应当出庭应诉的强制性情形予以明确，增强出庭应诉规定的刚性。

传统行政法学之所以受到批评，乃是因为它未能关注到行政任务，或将行政任务限缩在自由法治国危险预防的范围。[27]能力助推提升机制朝着规范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化解纠纷，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要求人民法院变结案了事为案结事了，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处理新机制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为协调化解式府院互动的兴起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加之行政诉讼管辖体制改革，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压力不断增大。

[22]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明确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外力支持的需求更加迫切。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这次会议都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一次会议。[50] 参见前引[31]，汪庆华书，第68页。《人民法院报》自2011年9月22日起，在每周四实务周刊版中专门设置司法建议精选栏目，公布了全国各地一大批优秀司法建议书。

以往一些府院互动实践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互动大多是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私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国务院相继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认真做好行政应诉积极配合法院审判等体现府院互动理念的机制被吸纳其中。

（二）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后的府院互动 行政诉讼法在2014年的修改，直面了社会反映强烈的行政诉讼三难问题，吸收了行政审判实践中的有益经验，确立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应对举措。[63]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法治政府纲要擘画出法治政府的基本脸谱。

在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诸种形态中，行政审判白皮书公开度日益提高，体现了法院的审判自信。[11]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行政审判制度——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综述》，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3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以下。